胡福明，1935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2001年退休。荣获“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胡福明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据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官网介绍，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胡福明教授作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与改革先锋奖章。胡福明教授以共产党员的巨大勇气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担当，勇开思想先河，勇立时代潮头，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作为文章主要起草人，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理论界炸响一声“春雷”。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对于重新确立起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回溯到40多年前的1978年5月11日，一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同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就是当时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哲学教师胡福明。
为何写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2018年8月，胡福明教授在《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回答了上述问题（有删减，附全文每经专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时代产物）。
NBD：《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文章。而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您又是如何走上哲学和理论研究这条道路的？
胡福明：我是无锡人，1935年阴历6月19日出生，是一个来自贫困农民家庭的孩子。那时，家里有三亩田，还种了一亩半租田。全家8口人，孩童时期正经历8年抗战。每年春天来临时，家里青黄不接，只能靠野菜拌着一点米糠过日子，到了夏天就主要靠吃南瓜充饥。小时候在豆油灯下看书，连煤油灯也买不起。
1941年的时候，我开始上小学，成绩很好，后来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但是没有钱上中学。这个时候，我们附近的镇上办了一个初中班。我的父亲看我身体不好，希望我能做一个小学教师，就让我去初中班读书，半年学费一石米。
就这样读了一年，第二年就交不起学费了。后来，镇上一个小学教师对我说，我的学费从他的薪资里扣，我就这样继续读了书。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地下党员。
1949年4月，无锡迎来了解放。我也参加了革命，到9月份我入了团。后来，当地私立中学改成公立中学，从二年级开始我享受到了补助。读完了初中。1951年夏天，初中毕业，可是没钱上高中。到了1952年春节前，我和几个同学到无锡市里去办事，有同学劝我去考无锡师范，报考了之后真的就考取了。那时在师范学校读书有一个好处：不要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都是公费的。伙食非常好，早上也有米饭、油条烧饼，晚上还有电灯看书。我感到非常高兴，是从来没有的好日子，因此我读书非常用功，还当了班长。
到了1955年初，师范春季班毕业了，我也入了党。当年组织上分配我到南京的江苏省总工会工作，具体来说是总工会的工会干部学校。在那里，我还是白天工作、晚上读书。
那段时间，我没有去过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只去过一次雨花台，还是清明的时候带学员凭吊烈士的时候去的。那时的学校里的舞会、电影我从没有参加，每天晚上几乎都在读书，因为我觉得我的知识还不够。
到了1955年的五六月份，当时国家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机关里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因为国家正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要培养人才。我看到这个通知，也做起了大学梦。
我就向学校的领导提出希望报考大学。校长和书记都同意，说“你是个读书的料，很喜欢读书，可以去”。于是我就在南京报名了，并且参加了考试。在填写的三个志愿里，我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
到了8月下旬，我收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因为是第一志愿录取，我很高兴。校领导很快同意了，批准我去。我的同事和同学们知道我家里很困难，主动提出我去上学后，每个月寄钱给我家里补贴。让我很感动。所以我说我是党组织一手培养出来的，这是真心话。
到了北京，经过组织上考察、同学们评议，我拿到了全额助学金。那时候北大中文系下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新闻专业，我在新闻专业读书。新闻专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接触社会上的广大群众和各方面的人士，可以做调查研究。
而读了新闻专业之后，我发现我还想要学哲学。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观察社会、观察人的科学方法。当好新闻记者，要把握时代的特征，正确了解形势，了解人民的心声。因此，我开始认真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还去听哲学系的课，包括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等，当时模模糊糊还不太懂。
1959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了。系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喜欢读书，还喜欢读哲学。现在中央下了指示要培养理论干部，在人民大学办了哲学研究班，我们觉得你可以去这个研究班。当时我们都服从组织分配，所以就去了。一共读了三年的研究班。研究班毕业后，我来到了南京大学工作，主要任务是教哲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时代的要求产生
NBD：到了1978年，您为何会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的全过程是怎样的？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这是非常明确的。
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的伟大转折，旧的理论和指导思想需要否定，要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知识分子，我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一点工作。当时，我在南京大学的学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
再接下来，我就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就从这里延伸出了主题。那么怎么样阐述这个观点呢？当时我分了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普遍原则，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等领域，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上都适用，都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原则。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真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不正确的，都不是真理，都应该否定和被修正。
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正确的，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说法当时会被“扣帽子”。于是我就换一种说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导师，都自觉运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原理，来修改发展自己的理论，因此其理论符合实际。
第三部分就是批判“天才论”、“顶峰论”，实际上是要反对“两个凡是”。
那时到了1977年7月，学校开始放假了，我就全身心投入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记得到了8月份，看到当时党代会的报告，还是坚持过去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文章应该马上发出去。
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之前，也就是那年5月，江苏理论界在省委党校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我发言说，“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休会时，有个同志给我介绍了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对我说：“北京有同志持有与你相似的观点”，“你给我们报纸写稿吧”。这就是约稿，并没有出题目。
因此，我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就想到了王强华。
文章寄出去后，好久没有来信。到了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终于来信了，寄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几份大样，还有王强华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做些修改。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同志最后讲了修改意见。
五一节前，我回到南京，接着给学生补课。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做早饭，听到中央人民电台播出《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高兴，文章从酝酿到发表已经一年多了。
因此，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至于标题上加的“唯一”二字是何人所加，现在查了原件，弄明白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稿时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