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生也恰恰是人们最容易忽略、也是最沉默的一群人，尤其是二本学生，向上够不着，向下又不甘心，正好处在最进退两难的境地。
米粒妈最近读到一本书，正是将目光对准了他们——《我的二本学生》。
作者黄灯是广东一个二本学院的教师，她梳理了从教十几年来认识的4500多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是80后、90后。
她从中看到了“二本学生”这个沉默又尴尬的群体最真实的样子，也是几乎60-70%中国学生的样子。
宇宙尽头是考编，可悲还是必然？
在黄灯的观察中，考编是二本学生出路中绕不过去的字眼，公务员、事业单位这样的职业，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具性价比的职业。
黄灯带过的四个班长中，一个去了银行，两个考上了公务员，都算是大众眼中的“铁饭碗”。
不过，考编这条路并非很多人的第一选择。
就拿其中一个班长石磊来说，刚毕业时他压根儿瞧不上考公，只是为了迎合父亲的愿望，勉勉强强裸考过一次，落榜之后就理所当然地留在广州打拼。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英语不错，于是四年间辗转于六个培训机构，不过都是些不知名的小公司。
石磊也想去新东方这种名气大、待遇好的大公司，但二本学历实在不够敲开它们的大门。
这四年他都住在广州龙洞，说白了就是城中村，可折腾了几年之后，石磊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依然只是个局外人。
思来想去之后，石磊还是决定听父亲的话，回家考公务员。
他是幸运的，仅仅复习了一个月就考上了老家的国税局，接着就是结婚生子，还准备读在职研究生，小日子平凡却也有奔头。
石磊的经历，可以说浓缩了许多年轻人的心路历程：
从满怀闯荡梦想，看不上体制内的生活，到经受社会毒打、梦想幻灭，又追求进入围城。
对于普通家庭、二本学生而言，创业风险太大，大厂遥不可及，考编或许是除了高考之外最好的改命方式。
如今这条路已经变得越来越拥挤，许多211、985甚至世界名校的毕业生，都开始涌入这条路，米粒妈之前就写过海外名校毕业生应聘层公务员岗位的事→《宇宙的尽头是考编？北大一博士毕业后当城管，被嘲笑读书无用，有必要吗？》
有人说这是浪费教育资源，有人嘲讽精英和普通人抢饭碗，其实米粒妈倒也觉得很正常。
一方面，就业机会稀缺，学历随之“通货膨胀”，学霸之间的竞争甚至更加内卷。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自带稳定属性的编制，恰好戳中了人性对安稳的渴求。
另一方面，考编热也反映出很多孩子确实出现了“空心人”的趋势——没有热爱，没有梦想，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只是在一种标准化的期待和规训之下生活。
黄灯担忧地说：
很多刚进入大学的孩子就像被掏空了，带着塑料和电子产品的气味，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单一化的标准，对人伤害特别大。
米粒妈觉得，这几年由于经济下滑，再加上疫情影响，很多互联网大厂裁员，大城市+大厂+体面的工作的诱惑力远远没有家乡有编制、待遇稳定的职位大。
再加上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真实。
好好读书，是最朴素也最实在的真理
在黄灯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冉辛追的学生特别励志，他求学路的前半段关键词是倒数和二本，后半段是复旦硕士生。
冉辛追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邮局职员，母亲是棉纺厂下岗职工。
频繁的转学以及不喜欢死记硬背，导致冉辛追的成绩一直都不算拔尖，中考走了狗屎运考上重点高中，也造就了他整整三年的噩梦——全班倒数第一。
那时候，他陷入了“被批评-摆烂-又被批评”的恶性循环，直到他考入了广东F学院。
冉辛追具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他始终很明确自己的热爱和需要。
因为爷爷的熏陶，他从小喜爱文学，本科期间就想着跨专业考研，毕业后他住在龙洞全职备考，前前后后考了三次，并且很倔强地只考复旦，不接受调剂。
星光不负赶路人，最终，他以总分第二的成绩如愿进入复旦，也成了龙洞逆天改命的传奇。
冉辛追的故事没有多少波澜壮阔，却让米粒妈特别感动。
他就像裂缝里的一道光，告诉我们，热爱、目标和坚持对一个人有多珍贵，它足以创造出从倒数到复旦的奇迹。
出身乃至过往的成绩不能定义一个人，只要心里的火苗还在，一切就还来得及。
而且，米粒妈还发现这本书的黄灯本人就是一个二本逆袭的典范。
黄灯1992年考入一所大专，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二本，毕业后在湖南某纺织印染厂工作，但工作四年后还是没能逃过裁员大潮。
不过万幸的是，她当时已经获得了自考本科文凭，于是失业后她走上考研之路，一路从武汉大学研究生读到了中山大学的博士，完成了从下岗工人到大学教授的华丽转身。
无数的例子也印证着米粒妈的观点，就比如去年高考，米粒妈就写过好多好多通过努力读书翻身的例子。
比如19年云南宣威理科状元林万东，爷爷重病在床，父亲丧失劳动能力，他为了凑学费去工地干活，清华的录取通知书都是在工地拿的。
又比如庞众望，父亲精神分裂，母亲残疾，自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却依然乐观自强，不负众望考入清华，并拿到直博的资格，前途无量。
黄灯的学生中不乏这样极度贫困的学生，光是供他们读完二本，就要几乎倾尽全家的积蓄。
虽然对于大多数二本学生来说，这样的学历虽不足以支撑他们挺直腰杆，但至少帮助他们迈出了摆脱贫困的第一步，有了触摸更高门槛的勇气和机会。
原生家庭给二本学生带来了什么？
黄灯有两个学生的命运很让人唏嘘，从他们身上，能最直观地看到什么叫“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
第一个是名叫陈柳鸿的女生，她家是做生意的，条件殷实，虽然算不上富二代，却也给她提供了不少资源，小姨经常带她出入各种饭局，锻炼社交能力。
毕业后，陈柳鸿托家人的关系进入电视台，在那里她结识了广州某大报前董事长。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她对应酬和商场上那一套很熟悉，又很能吃苦，给大佬留下不错的印象，从此走上了拍卖行艺术品相关行业。
后来，她逐渐积累起自己的人脉，又倒腾翡翠生意，虽然她经历过股灾和破产，但好在都挺过来了，收入也十分可观，行情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十万。
现在，陈柳鸿不但拥有自己的工作室，还在广州的核心地段拥有三处房产，实现了财富自由，可以说，陈柳鸿属于借家庭力量起飞的典型。
另一个学生叫杨胜轩，他家境非常普通，甚至有些窘迫，父母在九十年代国企下岗潮中双双失去工作，后来一直没日没夜地倒腾冰鲜。
因为没钱，胜轩在大学前没用过电脑、手机，也没有培训班和夏令营，更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而父母呢，由于忙于生计没有什么功夫管他，无论是在他选专业还是找工作，都没能帮得上忙——事实上以父母的能力，也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杨胜轩就这样“晃荡着”长大了，找工作时也没什么规划：
先是在一家小网点打杂工，后来又去街道办当临时工，月薪三千九，毕业8年存款还不到一万元，60多岁的父母还得兼职打零工，他只好一边上班一边兼职备考公务员。
虽然同是二本院校、二本专业，甚至师从同样的老师，杨胜轩和陈柳鸿的差距可谓是云泥之别，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变量，就是原生家庭。
可以说，两人家庭的差异，几乎决定了整个人生的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能拿出多少钱供孩子读书，以及是否有人脉帮孩子找个体面的工作，也在于家庭优越的孩子的容错率，远远高于家境一般的孩子，换句话说，有些人犯得起错误、走得起弯路，但有些人就是不行，没那个底气和资本。
更重要的是，陈柳鸿家人带给她的眼界和锻炼，都是杨胜轩的家庭望尘莫及的。
而杨胜轩呢，父母没有能力引导他谋划未来，他也没有想清楚何去何从，但是面对现实不断的抽打，他又根本找不到任何喘息的机会。
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在苦苦挣扎，除了关心下一口气在哪里，其他都无暇思考。
看，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实在太大太深了，说一句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学校，一点儿都不过分。
黄灯老师说，相比于他们70年代的人，80、90乃至00后面临的升学和就业压力肉眼可见地加剧了。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课题，当时代的尘埃落在身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如此渺小，大喜大悲都是如此沉重。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出身，作为父母，我们仍然要尽可能地“为子女深远计”，陪伴他们走得更远一点，更稳一点。
看完《我的二本学生》后，米粒妈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大家分享：
首先，还是那句老话，读书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最划算也最公平的上升渠道，不管专科还是二本，你都永远可以相信读书的力量，读书无用论是个伪命题；
其次，孩子的未来不但藏在父母的钱包里，也藏在父母的眼界里和头脑里。米粒妈曾经写过一位北大博士母亲，呕心沥血为普娃列出了全部的通道和可能，并且为了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鸡自己鸡出了上海三套房……
做父母最重要的工作，除了教育好孩子，还有不断提升自己的眼界和格局，毕竟，你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最后米粒妈想强调的是，鸡娃也要因材施教，先充分了解尊重孩子的性格和能力，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自身的优势才是切实可行的，否则只会适得其反，白白浪费孩子的天赋。
黄灯说过，“对学生而言，伤害最深的并不是贫穷，而是缺爱，童年缺乏关爱的孩子，到了大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自卑，内心无所依傍，始终有一个无法填充的黑洞。”
所以说到底，对于孩子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拥有一个充满爱的滋养的家庭，一个充分包容接纳的环境，只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性格，拥有阳光乐观的心态，那么不管是一本、二本还是专科，未来都有越来越好的可能，不是吗？
个人简介：@米粒妈爱分享 米粒妈，美国海归，海淀家长，当当新书总榜第一名《影响孩子医生的亲子英文书》作者。专注学习干货、教育经验和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