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享泽是该校数字电商专业京东班的首批学生之一。之所以报读该专业，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这是校企合作专业，可以学到更多更新的实用技能。
2020年，中公教育（002607.SZ）和京东在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成立数字电商专业京东班，项目在成立之初就被定性为四川省本科产教融合的示范项目。基于四川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背景，该项目可以满足区域数字经济人才建设的需求。
目前，京东班已经迎来数百名学生。他们在大学里就已经开始接受企业行家的应用技能型授课，早早地接触到商业化的实战项目。在学校的商业实训基地和直播间，做了无数次演练。
直播课教学现场
01| 第三方职教平台搭建校企合作的桥梁
长久以来，就业市场一直存在“供需错配”的现象。
在产业快速迭代升级之下，由于信息差和时间差，一些高校、企业内部的信息生产跟社会发展之间形成明显的断层。
为了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领域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近些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关于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2022年12月底，中办、国办还发布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直接传达了职教改革的决心，其重点在于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学合作。
“校企合作的深浅度是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试金石。”中公教育职教事业部总经理孟桢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产教融合的平衡点其实很难找得准”。
第难点是学校和企业在进行双主体人才培养时，难以形成合力。
“校企双方的培养目标不一致，企业大部分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学校注重的是社会效益。” 孟桢楠称，产教融合培养的是职业技术型人才，属于非排他性质的公共型人才，并不能完全被纳入企业囊中，因此打击了很多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第难点在于双主体的培养模式不明确，导致校企双方各自需要承担的教学任务不够明晰。
“校企双方的边界一直非常模糊。” 孟桢楠介绍，“大部分人认为学校应该主授理论知识，企业主授实践技能，但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经实际运营发现，学校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企业也需要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才能开展更加规范的操作示范。”
基于高校人才培养和企业用工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中公教育扮演的是“第三方职业教育平台”的角色，连接起校企合作，搭建起二者之间的桥梁。
比如某一个产业赛道，中公教育面向的服务对象可能是十几家甚至数十家企业，这些企业人力资源的诉求具有共通性，中公教育将这种共通性总结变成该行业的人才培养模板，并前置到合作的职业院校里去。
“培养出来的学生，面对的是整个大的产业赛道，而非某一家企业，尽可能让学生获得不同企业（所需）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解决校企双方培养目标不统一的问题。”孟桢楠称。
还有一种情况常常将校企合作置于尴尬境地，那就是“一流的项目交到了三流团队手里，最后这个项目就变成三流了”。
据孟桢楠透露：“很多学校一把手想做校企合作，但团队力量难以支撑，当引入的外部产业资源不匹配，就极易出现上面的情况。”
中公教育所充当的第三方职业教育平台此时就派上了用场。早在前期，就要与高校客户以及企业反复沟通，确定双方团队的配置，必须拉出高效的、资源相对对等的团队，认知层面能够达到联合经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才能做得好。
从点对点到面对面，一个学校的全生命周期内都存在合作机会，同时也应运而生多种从易到难的校企合作形式，比如相对简单的实习实训，再到定制化培养的订单班，再到稍微深入一点的做专业群的合作，联合经营做产业学院，包括做混改等。
面向不同发展阶段的职业院校，中公教育也能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例如，第一类是刚建好、处于生存期的院校，中公教育需要协助其走好第一步，解决生存问题。
第二类是处于发展期的学校，生源规模固定，合作重点主要着眼于高质量发展，需要和中公教育进行资源层面的合作。
第三类是引领期的职校，在区域内排名靠前，需要在特定领域推出创新业务。
“如果我们与学校的合作上升到联合经营层面时，每一个职业院校都需要定制化开发解决方案。”孟桢楠将这种“定制化联合经营”视为“小而精”“小而美”的事。
以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为例，中公教育主要负责企业定制化课程和商业化实践项目，具体包括项目运营、人才培养的制定到实训建设的投入，以及最终的实习就业整套流程。
中公教育职教事业部西南区负责人杨明告诉界面教育，引入企业真实性的、具有盈利性质的商业项目，采取企业的管理模式，可以增加学生对真实项目的运营经验，提高学生的实战工作能力。
在杨明看来，现有的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仍存在“理论大于实践”的弊端，导致学生进入社会后难以适应企业的环境和要求。
“企业介入学生培养过程，首先，可以将实用的先进技术及时引入课堂 ，提升学生实操实践能力，把控学生技能学习。同时，企业化的运营管理模式，可以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与引导、帮助学生树立职场理念、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职业习惯与能力，实现学校与职场的无缝对接。这种方式，进一步缩小了企业用人需求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差距，为企业提供了可供选拔的人才，从而降低了企业人力招聘的成本。”杨明称。
据杨明介绍，中公教育安排到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授课师资，有一个最基本的硬性要求——行业经验至少八年起。目前数字电商专业约有800—1000个课时完全由企业师资来负责。
学生未来的从业选择也不少，比如电商运营师、数据分析师、UI设计师、营销设计师、产品经理、电商主播等。
“这些也是目前新经济形势下都需要的技术型、运营型岗位，数字电商的就业前景非常可观。”杨明对界面教育表示。
日常授课
02 | “细则落地是产教融合办好的关键”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数字电商专业并非孤例，近年来，中公教育已先后与全国多所学校达成全面合作。
2019年，中公教育与中国地质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共建产教融合项目，包含专业共建、课程共建、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等。
2020年，中公教育在汉口学院展开了落地实验，建成了该校首个集现代化、科技化、国际化于一体的校企合作产学研基地。此次合作是中公教育开展“百校联合办学”计划以来，在湖北地区合作最深入的一次，预计五年将累计投入千余万元资金。
2022年4月15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组发布了《2022年3月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指南通过企业名单》，中公教育共有90个项目指标获批立项。其中，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50项、师资培训项目25项、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15项。
截至目前，中公教育已与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多所高校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合作模式包括共建数字经济、融媒体、智能制造、数字文创、人工智能和智能航空等6个方向的产业学院，以及数字化校园、学历提升、技能拓展等合作。
中公教育表示，产业学院的矩阵接下来还会再调整，将加大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5G通信技术等前沿技术的布局。尤其在智能化升级方面，中公教育与各院校打造了平安智慧校园系统，可以帮助学校从教务管理、行政办公、智慧班级和平安校园等方面进行数智化升级，提升管理效率和教学效果。
这一系列合作案例，都是中公教育深耕职业教育的成果。
早在2014年，中公教育就洞察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领域的机遇，专门组建团队开拓业务，并将其放在了“优就业”事业部下管辖。
2021年底，中公教育整合内外部资源，成立新的事业部——职教事业部，正式进入To B类培训业务行列。次年2月成立子公司，独立运营职业教育相关业务，组建新团队进入职教市场。
新事业部将整体服务于政府、企业、高校“三端”，着力打造生态资源整合、智慧服务、产教融合、平台科研、教育服务“五位一体”的职业教育运营体系，推动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中公内部将职教业务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也是中公未来的转型之路”。
中公教育管理层也曾不止一次阐述高校市场对公司的发展意义，省考公务员报考群体每年有500万，其中65%来自高校学生群体。而在这300多万的高校学生群体中，以大三、大四的学生为主，生源定位精准。所以中公和很多高校合作，从本科院校到覆盖专科院校，以便让高校学生群体在大学期间就对中公有所认识。
从该角度看来，To B的产教融合业务帮传统To C业务开拓了低成本获客渠道。与此同时，To C业务也丰富了产教融合的维度。
“很多院校主动跟我们提出，学历提升、公职考试等内容可以做成定向班，给学生提供高质量就业服务。我们看到很多这类新商机出现。”孟桢楠说。
中公教育发力职业教育，也源于后者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据多鲸教育研究院测算，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市场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2024 年有望达到1.2万亿元规模。
由民办中职、大专、职业本科组成的民办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到2031年有望增长至6600亿元，未来十年有3倍增长空间。
中金公司分析认为，2022年随着K12教培企业逐步转型、职业教育相关利好政策发布，板块有所复苏。展望2023年，板块仍有修复空间。
孟桢楠透露，2023年职教业务的发展脚步可能会更快一些，今年职教事业部的工作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整合公司内部产品线，逐渐为高校搭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平台，由中公教育职教事业部落实。
其二，逐步搭建产教融合第三方平台，整合更多产业公司，将商业化的产品转换成教育产品，不断输出给职业院校。
其三，不断升级迭代整体解决方案。
中长期来看，孟桢楠希望在更多的省份复制、迭代过往的成功经验；加大创新性产品的成本投入力度，包括教学水平、数字化管理能力、监管能力等。
孟桢楠认为，高校选择中公教育的很大原因在于，后者能真正提供综合性的全产业链解决方案，而非只是解决某一方面的诉求。
产业公司选择和中公教育合作，其中一部分看中的是中公教育本地化的团队部署能力，主要体现在其各地分公司的直营模式，以及下沉到县城的学习中心运营。在孟桢楠看来，这套做法可以移植到和院校的联合办学上来。
尽管有了发展目标和方式方法，但对于赛道内的玩家而言，“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就涉及各地对职教政策的配套细则以及资质问题等，这也是衡量当地产教融合能否办好的关键因素。
“虽然目前有很多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出台，但很多地方尚未落地具体的配套细则，只有一个大的框架，各地执行可能没有那么快。”中公教育相关负责人告诉界面教育。
尤其是搭建产业融合平台，周期相对较长，包括跟行业厂商或行业公司沟通，联合定制行业人才培养方案、搭建学生实习平台，都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所以，职业教育本质上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行业。
“校企合作最容易挣快钱的（方式），比如向学校卖系统、向学生卖指导单位证书等，一旦项目结束后，能给学校留下什么，还要打个问号。”孟桢楠称。
据其透露，不少产业公司曾找上门来寻求合作，中公教育也拒绝了很多希望赚快钱的公司，在他看来“抱着赚快钱心态进来的，做着做着动作会变形，很难在这个赛道上有所建树。相反，能跟着学校一起经营两年、三年甚至五年，能保留些东西下来，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