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分——中国式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什么人人喊打？
中考“取消综合素质加分”，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情。
2022年9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这十年高考改革取得的成绩。坦率地讲，在那么多重大的改革成果里，媒体高度聚焦的还是“取消高考加分”相关政策。
显然，社会公众高度关心高考的公平公正问题。而加分政策的演变，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艰难。
加分政策，在我看来，就是中国式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1977年恢复高考，从文革期间的不看分数直接回到只看分数，相关部门很清楚这种唯分数的录取制度是有不足的，对学生的评价是不全面的，于是在1983年出台了保送生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化诞生了加分政策，即中国式的综合评价。
既然仅看文化课分数是不合理、不全面的，那么就把你的特长、荣誉，以及涉及社会均衡问题的各种特殊身份，比如二级运动员、科技奖项、奥赛、见义勇为、少数民族、军烈属等，通通折算为具体的加分，以增强评价的全面性。最初加分项目是叠加制，也就是说，一个考生可以有多项加分，这对高考成绩的评价影响是比较大的。加分政策在最高峰时，可加分的各种具体子项目多达30余个（含地方加分）。
按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中国式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制度设计，但遗憾的是，伴随加分项目的增加，加分舞弊不断爆发，尤其是非教育部门监管的各种加分舞弊尤为严重，体育二级运动员、少数民族以及一些科技竞赛加分，都是重灾区。去年底公布了一个案件，甘肃张掖体育局一个科长在4年间为574名学生伪造了二级运动员身份，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佐证。
这种舞弊严重冲击了高考的公平公正，导致加分政策人人喊打。2013年，清华大学四川招生组就公开宣布不承认当地二级运动员的加分，表示“考清华，不拼爹，拼实力”。
最近十年来，教育相关部门不断缩减各种加分项目，截止目前绝大部分都废止了，仅剩军烈属等极少项目，相关举措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
在近年的教育评价与中高考招生考试改革上，不唯分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一直是核心方向，而综合素质评价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综合评价录取的重要依据，多年前基础教育就系统启动了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建设。2014年正式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明确提出了基于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录取改革。这也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次。
但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多元录取都走得很艰难，甚至很尴尬。
首先就是对公平公正的担忧。
2014年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最后通俗地总结为“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就是两种性质的考试，一个是高考（前3门），一个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后3门）。一参考，就是综合素质评价。对此，有人戏称：看看差不多就得了。事实上，新高考改革地区都进行了综合评价录取的尝试，但除上海、浙江外，基本都只是小范围尝试，没有大规模开展，核心还是对公平公正的担忧。
2017年北京作为第二批省市启动新高考综合改革，在后来公布具体改革方案中谈到了综合评价录取，迅速引起公众不安与担忧，形成舆情。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迅速回应：综合素质评价录取试点，未来会选择很少的学校，拿出少量计划来进行试点，“这部分数量比较小，未来不会作为招生录取的主渠道。”
这一专门的澄清，既是回应社会关切，本身也反映了基于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困境。
目前的中高考制度，最大的不足就是唯分数，即只见分数不见人，也是我们中高考改革的核心。但遗憾的是，学生家长与公众更关心的是公平公正。虽然很多专家不断批评说，高考分数的公平，是简单的公平，是低层次的公平，但老百姓不管这些，仍然要死死守住这最后的一个公平。
不相信分数之外的东西，根本原因还是诚信的系统缺失。离开高考分数，其他都容易作假，这是家长的普遍担忧。事实上不断出现的弊案也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比如自主招生中剽窃的假论文，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小学生纷纷做起癌症研究，还有大量经不起测验的二级运动员等等。哪怕这些情况占比很少，也足够引发公众的不安。
英美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社会治理基础，是个人诚信
英美等国的大学，的确全面实施了综合评价基础上的多元录取，不唯分数。但他们能做，并不等于我们也可以。
西方推行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基础之一，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怎么理解这个体系？我举一个例子：在个人信用治理体系下，个人签字就是最大的背书，广泛使用于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治理中。比如信用卡和个人支票，你签字就可以在银行预支费用，因为社会对此形成了共识，相信你和你的签字。同理，在申请大学时提供的所有资料，比如获奖以及其他成就，只要你签字，就默认是真实的。在美国，班主任是申请大学录取中指定的推荐信提供者，因为美国大学认为班主任的评价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默认班主任是不说谎的，是公平公正的，对学生的评价是真实的。
这套以个人信用打底的治理体系，与欧美的文化与社会、政治制度直接相关，尤其是建立在对个人失信、作假行为有着严厉惩罚的基础上。
在这套治理体系的支撑下，推行综合评价的成本很低，因为个人的主观评价都被默认是真实的。
我们却不然。
我们的综合素质评价，变成了繁琐的“证伪”过程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基本上是不相信个人的。虽然也引进了信用卡，但我们基本是不看签字的，我们更认的是密码。个人支票制度则彻底都没有引进：怎么可能相信你个人签字？单位支票虽然引进了，但相信的不是人的签字，是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等等。公章，尤其是官方公章，变成了我们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信用支撑。
于是，综合素质评价在中国往往需要很多“防伪”手段：参加了某某活动，那就必须上传照片、视频，甚至第三方出具证明。同时，我们知道一些家长有很强大的能力，于是我们就把这些评价日常化、过程化，以尽量增加作假难度。
造假难度是提高了，但也把综合素质评价变成了一场复杂的、日常化的证伪过程，学生、家长、老师都不得不抽出大量时间参与其中，烦不胜烦。
对这种繁琐的证伪忍无可忍后，2019年在深圳，一位家长发表了一篇网文，对于深圳实施的综合素质评价给予了激烈的批评，获得了广大家长压倒性的支持。深圳教育局为此进行了专门调研，召开了面向广大家长的座谈会，最后公开承认深圳综合素质评价存在问题，并暂停了综合素质评价的填写。
录取中不可信，变成“一参考”；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真实，不得不变成一次次证伪的过程，繁琐不已。综合素质评价实际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综合素质评价的应试化
更有意思的是，综合素质评价的推出，一方面是改变唯分数的错误引导，同时也希望达到扭转应试教育的效果，但可能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当综合素质评价成为中考招生录取的“关键先生”后，“综合素质应试化”就成了一个新话题，与之相关的各种培训风起云涌。
在深圳，为孩子们出具公益活动证明的公益组织一度泛滥成灾，盖个章几十块钱。
其实这个现象也很好理解。应试教育本质是功利应对，你看分数，我就刷题搞应试，你看其他的，我还是这个做法。比如北京上海中考考跳绳，于是就出现了2000元/小时的跳绳培训班。美国大学录取除了成绩，还看你的科研、社会公益活动等等，我们的留学中介就变成了“背景提升”公司，帮你找教授，帮你包装，这不还是“应试”？
因此，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录取遇到的尴尬，并非一个教育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即功利应对一切需要的。当然，也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
显然，这也不是靠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比如基于信息技术的全过程记录，反而让老师、家长怨声载道。
不唯分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理论上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解决诚信的问题，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就只能停留在理想中，论文中，专家们喋喋不休的建议中，最多是“一参考”，“看看就行了”。因为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公正，而这是我们中高考不能逾越的红线。
但诚信体系的建立，何其久也！更不是教育部门所能左右的，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