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在社会上内卷，退休的老人们则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两代人的不同际遇产生的“错配”和生存负担的双重挤压下，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啃老”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
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他们又能依靠谁？
文 |曹婷婷
编辑 |赵磊
运营 |月弥
第二次选择
陈秋原33岁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期”。
首先发出信号的是身体。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大，流动性却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时待机的工作模式，长期伏案工作让她的颈椎曲度变直，时常恶心呕吐。去年下半年，她因为要补办婚礼，请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电话里，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冲她发火了。
当时她就打定主意要辞职，工作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为了这每月13000块钱，也不值得牺牲身体、影响夫妻感情。
裸辞后，收入骤降。原本陈秋原夫妻俩月入过三万，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紧急调到深圳，每个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贷，现在她没了收入，还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给两人的生活费只剩下约5000元。
陈秋原不是没有算过账，让她有勇气裸辞的，是来自父母的帮扶——一套父母买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给她带来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外收入，父母还帮她还着每个月2600元的车贷。即便她不工作，每个月过万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他们夫妻俩开销。
但她并不想这样，都这岁数了，还跟家里伸手，多少会有些压力。她和丈夫自觉收紧开支，以前每个月都买的衣服，现在大半年买一次，丈夫钟爱的电子产品也基本暂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顾两三次人均过千的餐厅，下班早就约朋友逛街吃饭，现在有时间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闲的聚会，“不必要的开销都没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试了几次，但屡屡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对于人家公司的HR来说就是一个炸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经走到第三轮面试，但面试官问过婚育状况后就没了下文。面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渐渐微弱。她还担心，工作几年后真的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也会被开除。
家里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经济压力和生育压力是交缠的，“生不起，养不起”。陈秋原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解决工作，之后再考虑生育。
深思熟虑后，她决定考编。社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离家近，压力可能小一点”。去年七月，离职前，她考过一次家附近的社区。她家还在郊区，几十个人考一个岗位，结果不太好，距离进面试还差3分。
这次，她决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里也没底，“记忆力和学生时代差很远”。坐在家里复习的时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读书年代，等待着一场重要的考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陈秋原本不用面对这些。父母为她指过路，刚大学毕业，就安排她进了电视台，没有编制，但能签长期合同，工作也比较轻松。那时候，没有别的压力，工资作为零花钱，生活很畅快。
待了两年，她解了约，“年轻，实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面找工作，才发现生活很残酷，“企业总会有压榨”。
陈秋原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年本科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医院，工作几十年，升到了高级职称。现在都退了休，两人加起来每个月有三万的退休金。老两口不想女儿受苦，曾经提过继续帮助陈秋原，话题刚有苗头就被她掐灭了。对于啃老这件事，她内心感觉到煎熬。“相当于每个月已经补贴了我8000多元，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要钱。”
另一个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为了生活还在打零工，没办法给子女提供帮助。陈秋原不忍心麻烦公婆，但“如果我爸妈又出钱又出力，他们也会心里不舒服”。她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这种不平衡传导给夫妻，俩人频繁闹矛盾，几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陈秋原还是幸运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较轻松地拥有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可以脱产考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人走到中年，众多烦恼袭来，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啃老”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够得上高昂的房价和生育成本。
▲ 陈秋原准备考编时下单的参考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倒挂的“工资”
像陈秋原这样，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高，在这样的家庭里，补贴子女成为了父母们的默契。
最常见的是在县城。李晓琪今年28岁，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补贴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龄朋友们，许多已经在父母的帮衬下，过上了有房有车有孩子的安稳生活。这样的配置通常见于体制内家庭，父母有比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资更高。提前内退的长辈，还有充足的时间帮子女带孙辈。“在老家，年轻人进体制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给孩子补贴的准备。”
王远今年六月大学毕业，他最近在上考公补习班，准备冲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王远的父亲还有几年退休，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万以上。他学文科，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他未来能拿到的薪水。父亲曾主动和他谈话，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补贴子女生活和养娃，老人们的退休金最多的去处是补贴子女买房。今年42岁的徐荔，她的房贷至今是父母在帮忙还。
▲ 徐荔父母退休后，一家人去国外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这些有能力补贴儿女的老人们，往往都有着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轻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识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汉当文员的陈溪，每个月工资都达不到交税门槛。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长辈聊天，对方的退休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条留言，许多人分享自己长辈的高额退休金。她觉得，老人家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值得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干到退休。她想换工作，曾被骗去面试冲业绩，也在皮包公司白干过几天，不缴纳社保的工作也碰见不少，很难碰到好的机会。
相比有些年轻人一成不变的收入，许多老人们的退休金每年还在增长。25岁的卢苇，此前在青岛的机构当老师，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资更高。每年调整社保的那个月，她的工资还会被多扣几百块，那时候她刚工作，发现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听到父母说起涨工资的事情。卢苇母亲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块，现在则涨到了4000多块。
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帮助子女，但对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山西人章静，今年36岁，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静的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上万元。一家人中，章静的工资是最低的。
她进过电厂和环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区网格员，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还是去年底，经社区朋友推荐，才拿到的报名资格。章静经过笔试面试上岗，但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社区，有时周末还要被喊去工作，她决定放弃。在太原，适合她的岗位并不多。大学毕业的她，也不愿意去打零工，“工资很低，也没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顾孩子重要”。
章静原本以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难。但面试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有一次她面试订单专员，过程很顺利，最终仍没通过。她追问缘由，对方称因为她有空窗期。“这份工作又不要技术，后来面试官告诉我，他比我还要小一岁。”章静明白了，年龄也开始限制她。
她不断投简历和面试，没有工作的时间里，父母的退休金成为了生活来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气支持了一两万的早教课费用。当时她几番犹豫，还是觉得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准备自己刷信用卡，父亲知道后，主动提出付这笔钱。
因为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里，章静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个月生活费用不到1000块，几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觉降低自己的消费，也不希望因为花钱产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亲戚家，她买了一件100块的打折杂牌衣服，母亲指责她，“又不挣钱，光会花钱”。这种时候，她会加倍感觉到“啃老”带来的不自由，不只是经济上依靠他人，还有日常里的细微束缚。
但章静有时也能说服自己。父母手上拿着钱，很容易被各种亲戚朋友借走。目前俩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钱，“花在自己姑娘身上，总比花在外人身上强”。
两代人
在当下的年轻人眼里，父母们都是“苦尽甘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时候遇上中国经济腾飞，稍微抓住点什么机会，就能积累下财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时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羡慕不来。”卢苇的父母几年前分别从手表厂和机械厂退休，因为厂里效益不算好，每个月退休工资都只有4000多块，但已经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爷从卷烟厂退休，“十几年前的退休工资就已经将近一万了，当时平均工资才一千多”。
王远觉得，父亲吃过的苦，值得拿一万的退休金。“我父亲那个年代还是很苦的，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古砖搭的房子，上面的瓦还有点漏雨。”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就顶岗成为了中学老师，“底下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上课还要垫板凳才够得上黑板”。他觉得，那时候工资很低，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里教书，父亲耐住了寂寞，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对于父亲的高退休工资，他并不意外。
2019年毕业后，卢苇去了机构当康复训练老师。周末算上加班费，工资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个月没开门，后来又三个月没开门，去年底碰上疫情又关门很久”。她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低工资。今年，生活逐渐回归正规，但翻一翻招聘软件，同样的岗位，月薪四五千的变多了，“比疫情前还低，可能很多机构倒闭了”。
她决定考研。每天五点出头就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期望着考上研，进入学校当老师，能够稳定一些。虽然住在家里，但只动用自己的积蓄。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钱左右，每个月自习室收费400块，她计算过，工作攒下的存款可以支撑到考研结束。
卢苇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决定。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于是直接分配进了厂里。俩人在不同的厂，后来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后，母亲休了长达两年的产假，漫长的假期结束，又继续回到原岗位工作。卢苇的爷爷辈都在体制内，比父辈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来，父母的人生比较顺利。唯一常常听到父母念叨的，是后悔当时没有转去效益更好的厂，比如电厂、自来水厂，据说退休金能翻倍。
时代变化，两代人对彼此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在家庭里，谁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章静没有工作，丈夫主要负担孩子的学费，生活开支都靠父母补贴。父母曾因给亲戚担保，赔了一笔钱，数额高达几十万，但两家人至今仍在来往，甚至母亲有时还会给亲戚借钱。章静没办法制止，“那是人家的钱，人家有支配权。况且我现在没有工资，也得多少靠人家点”。
希望把话语权放在自己手里，也是陈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钱的原因之一。小时候，父母对她很严厉，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长大后，她挣脱过父母的选择，却也难以拒绝父母的帮助，“思维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但她内心始终觉得，“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却主动给儿女花钱。徐雯雯今年26岁，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多块。住在家里，不用租房，为她省下了几乎一半的工资。母亲每个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机摔坏了，在不同价位的机型里纠结了好久，后来母亲直接给她报销了，“让我买贵点的”。
卢苇家里一个月水电费支出不到40块钱，父母学会了团购买菜，总能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参与软件活动换。章静的母亲，在最节约的时候，炖排骨为了省点气，就提前关火焖熟。父母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勤俭节约的品格，让他们的钱最后大概率到了儿女手里。
老了怎么办？
当父辈的退休金倒挂子女的工资，承受时代压力的年轻人，在接受父母补贴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波动。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个月退休金不低，加起来一年30万。此外，公婆也是编制内人员。四份不错的退休工资，让双方长辈每年都主动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实她和丈夫的工资也不算低，俩人也没有铺张的爱好。
但几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发现朋友会固定给家里打钱，联想到自己固定从家里收钱，她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当聊起父母帮忙还贷，也会听见有人说“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剥削父母”。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徐荔试探地说起这个话题，但父亲的回应“特坦荡”。“我爸说我一年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愿意拿这个钱吃喝玩乐还房贷，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亲甚至和她开玩笑，说不是啃老，“这叫提前继承”。
章静也很无奈，“我不愿意啃老，我比谁都清楚我爸妈的血汗钱挣得多么辛苦”。因为要带两个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动给钱，找不到工作时，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妆，几乎不买衣服。”
虽然不愿意啃老，但年轻一代很难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几天，2023年上海事业单位考试开启报名，陈秋原报名的岗位限制比较多，往年只有二三十人报考，今年人数翻了倍。截止报名那天凌晨，她发现连殡仪馆的岗位都有超过200人报名，她转发给闺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相关岗位，报名人数超过200。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所报考的岗位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她开始动摇，“不想当炮灰了，100选1比高考录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弃考编后，只能转头继续投简历，但不限制年龄的岗位，最多的是单休销售。“实在没有的话单休也先去。”
报名人数的激增，陈秋原认为可能和延迟退休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只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做到65岁，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对她来说，考编的时间窗口也即将过去，“感觉35-6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章静每个月还要自己缴纳1000块左右的社保，如果延迟退休，她担心领取时间就又缩短了几年。“如果真65岁才能领的话，也许就不交了，因为不一定能活很久。”陈秋原也觉得，“只要有人在工作，就会发退休金，发不出来就继续延迟退休，无非是怕只能领几年就死了……”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缴纳一份社保，“想不了那么远，先解决现在再想未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就业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预计到2050年该数据将进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快速提高，目前该数字为18.7%，预计到2050年时将高达37.2%。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变大，一方面就业人口有所下降，养老金补给下降。现在老人们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2000年，平均10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变成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让很多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过，因为父母有充足的养老金，医疗也有保障，陈秋原的忧虑里，至少没有赡养父辈的压力。对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着她目前只需要顾好自己。虽然在北京，六千块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后盾，她仍然能存下钱，每个月还制定了存钱目标。她和母亲关系亲密，因为母亲属于三高人群，她现在每天都会念叨母亲：“好好吃药，多活几年。”妈妈则笑着回答：“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