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曾经参加过抗战，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对日本军国主义天然的仇恨；我当班主任时，曾用了一年的时间，一字不漏地给学生全文朗读抗战小说《烈火金刚》，让学生永远记住我们的国土曾遭受过的蹂躏和我们民族曾有的不屈抗争；去年，我写了一本20万字的书，书名叫《浴血中国——不能忘却的抗日将领》，这是目前我写的唯一非教育类书，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杨靖宇、左权、张自忠、佟麟阁的名字永远印在一代代中国孩子的心中。
现在，居然“日本人参与对中国教科书的审定”，这比当年侵华战争更可怕啊！因为这是对一个国家灵魂的罪恶浸透。
稍微冷静一想，不可能！怎么可能？
是呀，正如有网友质问的那样：“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什么我们的教材要由别的国家来审？尤其是交给日本审？”
我想了想，决定还是稍微查一下事实真相吧！
从哪里查起呢？既然据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与日本有关部门的“合作项目”，那就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查吧！我从图书馆很容易找到一本最新版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70周年大事记》（2020年11月印刷）。我想，这么大一件事，《大事记》应该有记载。不过也不一定，请日本人来审定中国教科书这样的勾当，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哪敢光明正大地“载入史册”？
结果，我从这本《大事记》中还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1987年5月16日，应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邀请，武永兴、吴履平一行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由此开启两国一年一度的历史、地理教材互查……”
看到这里，我已经眼前一黑：原来还真有此事啊！
但是当我继续看时，后面还有一句话：“该交流活动至2001年停止。”
也就是说，1987年5月，作为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个项目，两国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历史、地理教材互查，而这个交流活动已经于22年前终止。
但是，我还是感觉“不爽”。虽然已经终止那么多年，可是毕竟从1987年到2001年的14年间，日本人“一年一度”地“审查”我们中国的历史、地理教材，他们会不会夹带私货，让中国孩子使用“毒教材”呢？
我通过查阅有关“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的资料知道，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是日本一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开民间团体，主要从事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看多了谍战剧的我，对“情报中心”四个字很敏感，但我一位精通日文的朋友告诉我，日语中的“情报”，指的是“信息”，这与中文的“情报”常用于军事、政治等重大领域有所不同。
我稍微冷静地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的背景。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和日本的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联手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8月，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12月，中日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此后，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开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八十年代，中日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段历史，我是亲历者。
尽管当时中日关系中依然有一些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等等，但两国的政治家都以宽阔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看待中日两国的关系。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两国关系最为融洽的时候大致是1978年—1990年之间，那时候双方高层往来密切，国民之间的好感也很强，日本电视剧、动画片、艺术在中国很受欢迎，日本企业在华投资信心高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事业也得到日本上下的欣赏，双方结成很好的互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
究其原因，当然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形势有关，我们需要世界发达国家的支持；也和中美关系的日趋转暖有密切的关系，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中日关系的阻力也大大减少；还和一个重要因素分不开，那就是当时中国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军委主席邓小平和总书记胡耀邦的胸怀、视野和气度。
那一时期，中国不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向日本学习，而且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都有空前密切的交流和深度合作，包括人员交往的规模也前所未有。仅举一例：为增进中日两国青年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中方邀请了来自日本政府、政党、青年团体、友好团体、工会以及妇女组织等300多个部门、团体和大学3000名日本青年于1984年9月24日至10月8日访华，举行了盛大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987年5月16日，应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邀请，武永兴、吴履平一行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次两国文化交流互动。
据我那位熟悉情况的老朋友介绍，这次外事活动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国家外事纪律和相关规定进行的。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对日本教育界、出版界都很熟悉，可以很便捷地搜集到各个出版社新出的教科书，而人教社也希望及时看到日本的主流教科书，了解对方对我国的关注点，纠正对方教材中对中国内容的不当描述，提供本国的正确信息，从而树立中国在他国青少年心目中的正确形象。于是，双方就有了这样一个“教材互查”的项目，不定期地邮寄交换各自国内新出的教科书，相互交流意见。后来，中国和韩国之间也建立了类似的教科书交流机制。
那么，在“教材互查”的过程中，彼此有没有过“查出问题”和“交流”的情况呢？当然有。所谓“互查”，实际上是学术与信息交流，彼此了解各自教材内容。历史教材“互查”，是要看看日本教材中有没有不利于中国或歪曲历史的描述，如果有，就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重历史事实的高度，向对方严正提出修改意见。比如日本历史教材中把对中国的“侵略”写为“进入”等，我们就曾严正提出抗议。当然，作为日本人他们对于我国教科书中“抗日战争”等内容也有过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从来没有影响我们历史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暴行的描述——只要去查查1986年、1987年历史教材就知道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历史教材中还增加了“七三一部队”等内容，一直保留至今。地理教材“互查”，主要讨论集中在资料更新、介绍对方国家内容比重等方面。日方可能会认为我国地理教材写日本太少了，我方也认为日本教材写中国太少了，彼此都可以提出一些意见供对方参考。这种交流相对松散，并没有相对固定的约定，大多是在互访研讨中进行的。提出的意见对方是否采纳，也没有人去追究，学术交流嘛！
到2001年以后，这项学术交流活动基本就停止了。
这就是我了解到的事实。
由此看来，我最初“十分震惊，而且无比愤怒”，是因为不了解真相。而稍微理性地做一些调查，事实真相是不难搞清楚的。
如果在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或一知半解的前提下去谴责去追讨，那么八九十年代所有中日文化交流项目都要受到审查和批判。这是不是对历史缺乏一种起码的尊重呢？
我当然知道，中日关系今非昔比，因为日本正追随美国围堵中国，这令每一位中国人愤慨。但这篇文章就事论事，是专门考证“日本人审核中国教科书”一事的真相。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恶化，而不尊重历史事实，甚至否定一切。这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至于谴责日本右翼分子的种种罪恶，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旨了。
其实，以我的心去揣摩不少因“日本审查我国教科书”而愤怒的中国人，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我们都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不希望已经站起来的中国再次遭受文化侵略和精神杀虐，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起码的情感和正义。如果真有此事，而我们却无动于衷，那中国真的就完了。
问题是，在表达义愤之前，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对所获信息做一番核实啊！
中国文化一直缺乏实证传统，往往是只问是非，而不问真假。这让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言，甚至谣言，得以风靡进而燎原。
所谓“中日互审”似乎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因为毕竟几十年前曾经有过一段中日教科书“互查”的学术合作经历。但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却让这个本来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很正常的一个学术交流项目，最后演变成了千夫所指的“罪恶”。最终损害的，还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形象。这恐怕与我们的爱国初心就相差更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