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 夏宾)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一国政策取向的一个“窗口”。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传达了哪些信息？
“过去十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明显提升。”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专访时指出，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货币政策正常化纪律，没有跟随发达国家同步采取激进的刺激政策，避免政策透支；二是货币政策的市场化有所提高，包括减少数量干预，提升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定价能力；三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避免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
沈明高认为，从较长时期来看，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空间主要取决于“提升增长的自主性”和“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一方面，中国经济内循环能力越强，经济发展独立于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就越大，参与外循环的主动性就越高；另一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增长效率的竞争，效率是决定货币政策的锚。
沈明高说，一个国家的本币汇率，短期由实际利差决定，中期由货币政策差决定，长期由经济基本面决定，其中核心是增长效率，包括制造业的竞争力。
随着美联储今年正式步入加息周期，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收紧，而中国依旧保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沈明高称，到目前为止，主要发达国家与中国货币政策的错位并不常见，今年以来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基本面的不同步。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EM(新兴市场)滞，DM(发达国家)胀”，是导致“美国加息，中国减息”的根本原因。
他进一步称，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加息或不可持续。美国明年经济衰退的风险大，不排除明年夏天前后美联储由加息周期转入减息周期的可能性，从而终结中美政策错位。但短期而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数国家加息，对中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些短期影响包括：压缩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中美出现负利差，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美国经济由加息带来的经济衰退后果，使得全球总需求不足的情形恶化，增加中国出口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该重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其变化，及时采取有预见性的政策措施，增加政策透明度，以稳定市场和投资者预期。”沈明高建议，要考虑适度去地产化；要把握信贷下行周期中直接融资的机遇；要关注消费，提升消费占比；要布局具有规模和创新优势的长板产业；要提高困境资产的处置能力。
他也强调说，这样的环境，恰恰也是消费和制造业升级的难得机遇。全球经验表明，大国崛起、优秀企业的诞生往往发生于逆境，新旧动能转换时期，是布局的好时机。
沈明高举例称，中国于2012年提出增加直接融资比重，2015年提出新旧动能转换，2018年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房地产转型恰恰是实现这些转变的重要机遇期。穿越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才能实现没有房地产主导的高质量发展，后房地产经济时期，直接融资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为了能让政策发挥出更大效用，未来改革该从哪入手？
沈明高认为，要以改革推动结构性调整，高效率培育新增长动能，在这些方面改革挖潜的空间非常大。例如以收入再分配为抓手，提高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支持和保护创新。
同时，切实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应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对价格信号干预的随意性，保护私有产权，事先设立清晰的红绿灯和退出机制并严格执行，在转型中建立明确的“先立后破”机制和投资者保护机制等。
他还提到，要长短结合，短期稳增长，要为中长期动能转换创造条件。短期要为房地产转型提供政策配套措施，对冲房地产调整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长期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决策透明度、可预见性以及场景感，以建立稳预期的长效机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