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涛的人生旅途中，他远离了家乡的河流，来到了珠江畔，开始了漫长的打拼之旅。 很多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在大众眼中似乎总是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当你能够抛开先入之见去接近它们时，你会发现艺术给我们带来的审美愉悦就像山涧里流淌的泉水一样干净、清澈。
一江的思乡之情无处安放
——对话于涛“珠江”系列摄影
Y：余涛 J：纪录片学会
J：你什么时候选择摄影作为一种表达自己的艺术形式？
Y：自从考上美院之后，高中三年我几乎都在写诗。 每天下午我都会独自去洛河思考人生。 我爸爸当时对我的学习彻底失望了，他把我送到了部队。 当我参军时，我想我也可以参加军事技能考试。 入伍后，我一直没有放弃历史、文学的学习，渴望退役后能继续到美术学院学习。 在繁忙的军旅生涯中，我逐渐意识到，浪漫、自由的感情不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 诗情画意的背后，是一种直面生活的厚重感。 《寒夜蝶梦》是我写的最后一首诗。 冬天下了很大的雪。 半夜两点，我在瞭望塔上看到一轮新月，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寒夜梦蝶
泪水凝成香颊，落在玉盘上
泼洒银屑驱散寒冷天气
玉壶盛残酒
广寒宫冷
问玉兔
可怜的美人永远不会老
梦见蝴蝶与你共舞
19岁写于新疆玛纳斯雪夜的哨塔上
贵州万峰湖
贵州万峰湖
J：当你第一次看到珠江时，有什么感受？ 当你远离家乡、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Y：其实我在部队的时候最想家。 每当我想念家乡时，我都会去部队猪圈旁边的一间存放饲料的小茅屋。 除了饲养员来来往往，那里很安静，所以我经常去那里朗诵《诗经》。参加工作后，我在每个地方待了两年，然后就离开了。新闻半年，去了重庆两年，成都两年，上海半年，然后去了广东，在广东一年后想离开，已经安排回成都了当时，但是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开始回想过去，感叹自己在这个驻扎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以当时我就想做一个大尺度的摄影项目。在这个地方留下标记。
当我想拍一个特辑的时候，我最想要的就是黄河，但当时没有条件。 我当时在广东，距离那里太远，所以就拍了珠江。 我的家乡大荔县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我们小时候玩耍的地方。 我们在小村庄里度过的所有童年痕迹都被抹去了。 其实那时候我回家还是挺方便的，因为在报社工作，时间比较自由，经济条件也允许我一年可以回去几次。 我现在正在制作《东方梦露》的专题，每隔一个月就回去一次，所以我对家乡的思念不再是基于距离。 飞机、高铁缩短了回家的距离，但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却消失了、消失了、被摧毁了。 所以这个时候，留恋并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她已经消失了。 这是我拍珠江的时候的感觉，拍的时候有一种痛感。
广西鹤山
广西大化
J：很多人都知道，您在西安美院大三时拍摄的纪录片《黄狗不吃屎》在凤凰卫视播出过。 从前卫的纪录片到影像非常简单的《珠江》系列，到底是什么？ 你的经历是否促使你做出这样的表情改变？
Y：《黄狗不吃屎》表达了一个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愿望。 《珠江》表达了一种对家乡草木、山河的变化的痛苦和遗憾。 一个是纪录片，一个是摄影，一个看上去很现代，一个很安静内敛。 它们在形式上有很大不同，但实际上在精神上是同一件事，表达的是同一件事。 其实，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着热爱和关心。 近两年，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开始出现。 2003年之前，任何涉及农村地区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土气的。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时尚、光鲜亮丽的事物上，却没有人关注农村青年的命运。 所以当时我就想做一个关注他们命运的东西。 事实上，这也是我走过的路。 《珠江》其实很前卫。 你看，我20年前的风格现在已经流行起来了。 十年前，亚历克·索斯（Alec Soth）是国际摄影大师，他的摄影风格开始在这里流行。 十年前我拍《珠江》的时候，摄影语言已经非常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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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拍摄《珠江》系列花了多长时间？ 其中最感人的事是什么？ 有没有时候你不想继续做下去？
Y：《珠江》的拍摄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算上重拍时间，足足花了五年时间。 拍摄集中在2011年至2013年，后来又补充了一些内容。 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做一个专题，期间就没有间断过，即使没有人注意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为自己做的，用摄影的语言来表达我自己的一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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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我经常和你聊天的时候，你总是强调作品就是思想。 你在表达想法时遇到障碍吗？ 是什么激励你坚持下去？
Y：作品是思想，是生活。 我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从小学起，我的作文就一直是班级的典范。 初中时，我一直是所有中长跑比赛的榜样。 1号； 我高中时就写诗； 当我在美术学院读大二的时候，这部纪录片在凤凰卫视播放过。 参加工作后，我当过记者。 为了谋生，我不得不做我不想做的工作。 我的精神极度压抑。 虽然我在这个行业有很好的声誉，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拍摄珠江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救赎。 如果我现在工作一周，周末我就会去拍珠江。 当各种琐事让我很疲惫的时候，一收拾行囊，我就感觉轻如燕子，灵魂就要飞翔。 所以拍摄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释放，一种救赎，一种享受。 当我拍摄珠江源头云南，追溯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四个省份时，我开始感到有点害怕。 我担心专辑很快就完成了，这种享受就不再存在了。 。
广西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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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您的“珠江”系列摄影什么时候开始受到关注？ 如今距离拍摄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当您回顾现阶段的作品时，您如何评价它？
Y：在拍戏的过程中，我和珠江成为了一体。 有时我有一种错觉，我可以毫无伪装地与他交谈。 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几乎从头到尾都传达了珠江。 尾巴又走了。 听着夜里珠江流淌的声音，我感觉我可以和他说话。 结束后，我很舍不得放手。 《珠江》一直以来很少受到关注。 直到刘铮老师将我纳入《中国当代摄影目录》后，它才进入了学术界和公众的视野。 之前没有人关注过它。
还有吴晓鹏老师，一直在推动这项工作。 《珠江》就像我自己的孩子，拍完之后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珠江其实很不起眼。 十年前，99%的人都无法理解。 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它，但能理解它的人却非常喜欢它。 《珠江》的传播过程其实有三个节点：第一个是吴晓鹏，我拍照片时偶然认识的；第三个是吴晓鹏，是我拍照片时偶然认识的。 第二个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摄影老师宋健，他在看展览时注意到了我的作品，特意邀请我来南京讲学； 第三位是刘铮，也是最重要的一位。 2019年，他将我的作品纳入《中国当代摄影图录》，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广西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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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你每隔一个阶段就会改变摄影的题材。 您选择一个触动您情感、需要表达的题材的出发点是什么？
Y：主题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 其实就是你思考人生之后想要表达的一种观点。 如果你有非常强烈的事情要表达，你就会去做。 其实每年我都有几个想要表达的主题，但是我把它们放在一边一遍又一遍地思考。 一年过去了，我仍然有这样做的冲动。 《东方梦露》这部电影我想了两年了。 现在的创作与以前不同了。 十年前拍珠江时，更多的灵感来自于命运的变化。 现在做特色跟以前不一样了。 ，是一种对人生的思考，不像以前，是凭着本能去做的。
当“珠江”默默无闻的时候，我就说珠江有自己的命运，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我认为它对世界的发酵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刘征的书的推广，学术界也会逐渐关注到它。 在那个历史阶段，社会飞速发展，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周围的山川、河流、地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这种情感的漂流和寄托会更加强烈。 我认为珠江才刚刚开始发酵。 法国爱马仕去年就关注并收藏了我的作品。
广西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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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当你的作品在展厅里与观众产生对话时，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反馈。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时刻让你反思？
杨：几乎没有。 在珠海有很多粉丝。 虽然《珠江》从未在摄影节上获奖。 但有一件事确实让我恼火。 我在大理做展览的时候，早上下了点小雨。 照片在运输的时候，都会裹上一层保鲜膜。 由于展览在室外，为了保护照片，我没有撕掉胶片。 。 有一个艺术家随机拿了一个卡片机，把我的照片拍了两张，然后在摄影节上获得了大奖。 他的照片上有一个保鲜膜造成的光斑。 这张以稍微不同的角度重新拍摄的照片获得了奖项。 我拍了三年照片，用尽了所有的金钱和资源，没有任何娱乐，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和所有的情感，但什么也没发生。 人们关心它，这对我来说太刺激了。 然后我就想，这样的题目我还要做吗？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 这半年的时间，我很沮丧。 别人用了五分钟的刷卡机，比我干了三年的工作还要刺激。 这时候我又看了一遍中国近代史，然后又看了自己的著作，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仍然会做我想做的事，我绝不会妥协。 像他这样的摄影可以获奖，但明年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像肥皂泡一样，不到两年就会消失。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我的珠江不一样。 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酵，就像黄金一样。 时间越久，就越珍贵。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向这个世界上庸俗、低俗、虚无的东西妥协。
广西屏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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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越纯粹的艺术作品，真正能被观众理解的人就越少。 那么它存在的社会意义是否需要以更普遍的方式来扩大和传播呢？
杨：好的艺术是雅俗共赏的。 你看吴冠中，人们喜欢，西方人也觉得很当代。 公众的青睐有时也是一种迎合。 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展览应该启发大众，进而引发他们的思考。 如果他来你的展览只是为了感到高兴，他可以去看电影、看肥皂剧、谈恋爱或去滑雪。 一个好的展览一定能够给他带来启发，或者能够唤起他不同的情感。 他可能会不舒服，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展览，不是为了迎合他，否则就庸俗了。
广东省云南省
广西云南
J：有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一直是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之上的。 像徐冰、蔡国强这样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艺术形式相结合并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很少见。 一些艺术家因抄袭事件而被判有罪。 为了克服公众对当代艺术的误解，您认为当代艺术走向国际舞台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杨：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所认识的中国优秀艺术家都在思考或者用他们的作品来实践他们的观点。 我想是的，不是去国际舞台，而是搭建自己的舞台。 现在的话语权确实在西方，包括很多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徐冰、张大力。 他们的成功其实首先是他们在西方的成功，然后才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 我最欣赏的艺术家是吴冠中，他把西方的语言融入到我们东方的审美中。 亚洲最好的是日本。 他们吸收了西方的养分，又没有失去自己民族的东西。 他们也走向了全球。 日本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和艺术文化版图。
中国当代艺术存在哪些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学术，只有大佬，只有竞技场。 无论是摄影还是绘画都是如此：没有学术，全是人际关系，全是场域。 而且，这些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真正的艺术家或真正的批评家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世界的人手中。 这种学术有一定的学术性，然后又与之不相容。 这个政府。 谁能与政府搞好关系，谁就能控制这个资源。 正是这些人掌握了控制权。 其实这些人只是一些搞传销的人，只是推销员。 他们只是一些嗯，并不代表掌握话语权的人不是终极理论。 那些掌握了最好的学术技能的人，所以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如何走向国际舞台，而是中国在未来或者社会的发展中一定会建立自己的艺术突破性艺术体系，而这种我们现在的艺术概念和这个理论其实都是基于西方的，但是我们却被这些不专业的三足猫搞糊涂了。 所以，中国未来一定会推翻现有的秩序。 到了重新整理的时候，你将如何融入这段艺术史的艺术体系，你的位置又在哪里？
广东省封开市
广东德清
J：最后回到“珠江”系列照片所表达的乡愁，您能多谈谈中国人乡愁的精神诉求吗？
Y：乡愁其实就是你的家乡，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 后来发展起来了，但我却回不去了。 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的家乡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生物。 西方国家的家乡概念与我们不同。 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是治国平天下。 有了家庭，才能拥有国家。 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 国家是一个非常虚无和笼统的概念。 家是具体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人们像中国人一样对自己的祖国有如此深厚的依恋和怀念。
英国摄影师纳达夫·坎德（Nadav Kander）是第一个拍摄长江的人。 2000年代初，他从英国飞往中国拍摄长江。 他大概飞了十几次，才把长江拍完了。 一个摄影主题。 我看完后非常震惊和刺激。 一个外国人去给我们的母亲河拍照。 这就是我拍摄珠江的灵感，也是对我的启发。
有一篇采访，里面有一段话，就是纳达夫·坎德曾经在火车上遇到一个说英语的年轻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就进行了交流。 我读着年轻人的话，当时的悲伤让我热泪盈眶。 他说：我真羡慕你。 你还能看到你小时候住过的房子。 我们童年的一切痕迹都消失了，看不到任何痕迹。 同样，我小时候生活、玩耍的地方也消失了。
纳达夫·坎德说：我从未见过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如此果断地放弃自己的传统并摧毁它们。 在他们存在的所有痕迹中，他从未见过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这样做过。 纳达夫·坎德拍摄的长江对中国影响很大，后来引发了中国文化史包括艺术史的热潮。 画家、摄影师、电影、文学，很多人都受到过Nadav Kander的影响，他们拍照的时候也注重这一点。
我最想表达的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故乡，我们存在的痕迹，我们的土地，都变了，都消失了。 他离得并不远，但就算回去也找不到他。 离家乡近了，我就胆怯了。 每次靠近，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所以宁愿选择不去面对。
关于作者
于涛（生于1976年），艺术家，2003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中国广东省中山市。
2011年至2013年三年间，于涛创作了一部摄影作品《珠江》。 在这组作品的创作中，于涛构建了独特的摄影美学。 他以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为出发点，用直视的目光穿透现实的表象，得出故事和形象。 这种审美消除了个人情感，消除了夸张的煽情主义，显得像纪实摄影一样客观、冷静。 它们与热闹的摄影圈格格不入，却又深刻地揭示了人性。 于涛的视觉语言游走于废墟与修复的状态之间，回想起发展与衰落、破坏与复兴的不断循环，从而挑战我们对生命的永恒、时代的纪念、个人和集体历史的理解。
于涛的作品被多家艺术机构收藏，包括：法国巴黎爱马仕工作室； 粮仓当代摄影博物馆，兰州，中国； 东江湖摄影艺术博物馆，郴州，中国； 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西安，中国； 宝琪美术馆，上海，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