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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华侨刘少尧命案发生48小时发酵程度令人惊讶

导读 眼下展现的危险苗头在于,如果这种社会博弈演变成“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你必须先给我个说法”,各方都很难从中解套,因为这项条件与诉求根本是自相矛盾的。

旅法华侨遭警察枪杀 家属获赔107万

当地时间2017年3月28日,法国巴黎,亚裔群体聚集在巴黎十九区警察局外抗议。 据悉,当地时间26日晚,一名旅法华侨在巴黎家中被法国便衣警察枪杀。 随后,部分示威者前往警察局抗议,并与警察发生冲突。 当局称,35名示威者被捕,3名警察受伤。东方IC图

就我在法国经历的邻里纠纷报警

在分析事件之前,我想分享两个我亲身经历的小事件。 这些事件具有不同的性质。 与很多中国人在法国的经历相比,还只是入门级的。 他们无法与这次枪击事件的严重性相提并论,但至少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总结一些个人经历​​。 这段经历是我们理解类似事件的心理背景,也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看法截然不同的重要原因。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大约三四年前,当时我刚搬进巴黎郊区的一套公寓不久,我连邻居都不认识。 一个周末的下午,突然有人敲门。 透过猫眼,他看到三个身材魁梧、光头的白人挤在门口,正在大声说笑。 我当时就震惊了。 我脑子里闪电般地闪过这一切,很快就想起了那个传说。 一个“新纳粹”的形象(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刻意把自己的头发剃成闪亮的光头,只是头发很短,这种形式的新纳粹在法国并不多见) ,自然不敢轻易开门。 我打开门问是谁,对方没有好好回答,只是笑着拍了门。 我警告他,如果他再惹麻烦,他就报警。 对方依然笑着,更加用力地用钥匙开门(我当时还以为是撬锁工具)。 他惊慌失措。 他还使用工具撬开了门锁。

无奈之下,我只好报了警。 当接线员询问我是否可以识别种族特征时,除了我在猫眼中看到的两个特征:“白色”和“秃头”之外,我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三四个警察就到了楼下,这速度比传说中的缓慢要快得多。 等待期间,三名不明身份的人也自行离开,消失不见。 所以让我比较尴尬的是,当警察来的时候,现场其实很平静。

领头的警察问怎么回事,我大致讲了前因后果。 他问我以前和邻居有没有发生过争执,我说没有。 我几乎不认识任何邻居。 他还询问了楼下门、车库门密码等安全措施,我说一切正常。 他还问我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 噪音,让我想想,听起来像是有人在大楼里大声播放音乐,但我不确定那是哪栋房子。

警察站在门厅里,查看房间和走廊的布局。 他们觉得楼上的人比较可疑,就敲了楼上邻居的门。 果然家里正在开派对,开门的人正是猫眼刚才见到的三个人之一。 他喝醉了,无法流利地说话。 警察要求他们关掉音乐,并告诉他们有人报警投诉,并警告他们不要打扰居民。 光头邻居(后来发现他是波兰人)胡言乱语,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对抗行动,警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眼看事态已经平静下来,肇事者的身份也已经确定,除了震惊之外,并没有其他物质损失。 于是他严厉“建议”对方明天酒醒后带一瓶香槟下楼道歉,简单办理入住后就离开了——离开前还不忘检查双方身份证。

事后回想整个过程,发现整个逻辑其实并不难理解:楼上的波兰邻居开派对,三人很可能下楼去买酒了。 回来后,他们误以为二楼是三楼。 他们利用醉意关上了门,又打开了门。 经过一番恶作剧后,他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楼层,于是偷偷溜回自己的家,却被警察传唤了。 香槟和道歉都没有来。 此后,我进出时多次遇到波兰邻居。 大家简短地打了个招呼,礼貌又冷淡,仅此而已。

去年我搬家后还发生了一件小事。 我还和楼上的邻居达成了协议。 不过,这次不是争执,而是有一天我听到楼上的邻居大声说话了好几个小时。 一开始我以为是电话聊天。 后来,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我似乎是在寻求帮助,但敲门时门却没有打开,于是我拨打了紧急热线。

消防员(同时负责急救工作)迅速赶到现场。 他们被分成两组。 一组敲门了解情况,另一组从我家窗户询问环境,打算挂梯子爬上去。 看来这个姿势要么是从门闯入,要么是从窗子闯入。 幸运的是,楼上的门不知怎么被打开了,倒地起不来的老人被送到了医院,算是圆满解决了。

显然,这两起事件只是生活中的小事(邻居纠纷导致枪击事件无疑是极其罕见的例外),但至少对于笔者来说,我可以简单地列出一些经历。

首先,在法国,警察介入各种纠纷和冲突是很常见的。 除了邻里纠纷、街头斗殴,我还看到妈妈们在超市里大喊大叫、追赶孩子。 店员劝阻无效,报了警。 母女俩在街上发生了激烈争吵。 之后,母亲主动报警等各种情况。 尤其是法国老年人,更有可能直接向警方寻求帮助。 因此,以中国式的“睦邻友好”心态,指责邻居“误报”或“报恶”,因报警而酿成凶杀案,实际上是在增加自己无法承受的负担。

其次,对于同一事件,各方的认知可能完全不同。 对于一个酒鬼来说,闯入别人家的门根本不算什么(相反,他的感知是“为什么这把钥匙今天不起作用?”),而对于受到惊吓的邻居来说,准确识别就没那么容易了。对这些又大又圆的白人族群进行初步判断,决定是否开门。但透过猫眼,他们看到的几乎是新纳粹恶棍;但对于警察来说,这就是只是普通的邻里纠纷,凭经验就能轻松解决,派出三四个人就大惊小怪了。

第三,当警察敲门,你知道有人在家时,拒绝开门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你越拒绝开门,在警察眼里危险性就越高。警察。 无论是警察还是消防员,当他们履行职责,主观判断室内有危急情况时,一定会破门而入,这与司法程序中申请搜查令完全不同。 “无搜查令闯入房屋”的指控与警方和真实背景相去甚远。

疑点重重的罗生门事件

凶杀案发生48小时后,几乎方方面面都出现了质疑。 这些质疑,有的是由于事实要素曝光不足而产生的,但也有的是因为当事人立场的偏差而产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形成坚实可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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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发当晚到现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相继出现。 例如,当天执勤的警察是穿制服还是便服? 是“两男一女,一共三人”还是“四十、五十人”? 刘芍药那天喝了多少酒? 你喝到醉了吗? 事发当天,有消息称,他因认为楼上邻居的噪音扰民,持剪刀上楼争执,导致邻居报警。 第二天,据说楼上的邻居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于是报了警。 那么死者和邻居有没有发生过冲突呢?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醉酒”和“持械”会影响邻居的判断,而且很容易声称受到暴力威胁并假设对方不清醒; 而警方也会倾向于将当事人视为高风险人士。

另外,死者生前是否有精神问题? 法国媒体报道称,该当事人此前曾被邻居向警方投诉,精神科医务人员介入治疗。 这是真的? 还有报道称,他曾携带铁制工具在附近闲逛。 这是媒体故意误导,还是有据可查? 目前一切都在等待确认。

整个事件的核心嫌疑可能是:警察闯入后的一分钟,甚至30秒、10秒内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警方和家属的意见都不一致。 法国媒体援引警方消息称,刘芍药开门后行为激进,导致警员腋下被刺伤。 如果这个情节属实(伤者身份、伤情还有待确认),那么警方的所谓“正当防卫”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成立; 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点,那么双方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对抗的呢? 亲属坚称死者此前既没有刺伤人,也没有冲向他,并声称警察破门而入,乱开枪,两秒钟就将人打死。 这在逻辑上可能吗? 死者是以前一直拿着剪刀,还是像一些中国媒体声称的那样,又变成了一根晾衣杆?

如果警察在破门而入之前,根据接到电话的情况,他们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一名中年男子因醉酒而神志不清,威胁邻居或涉嫌家庭暴力,拒绝打开门。门外,并携带凶器。 对抗过程中令人哭笑不得的混乱加剧了这种怀疑。 在孩子眼里,背景完全相反。 父亲喝多了,声音大了一些,有人声称是警察敲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强行闯了进去。然后他举起枪,枪击……总之,这不仅仅是罗生门事后的事情。 很有可能,在悲剧发生之前,双方的心里就已经有了罗生门式的想象。

无独有偶,在最新一季的美剧《国土安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主角凯莉将孩子托付给昔日战友奎恩临时照顾,但后者却患有“创伤后应激综合症”(PTSD) ) ) 感到困扰且情绪不稳定。 面对窗外示威者的挑衅,他拔枪还击,从而引发了“枪手拐卖儿童藏身房间”的恐慌。 反恐特警冲破窗户后,凯利及时赶到,敦促奎因放弃抵抗,否则后者很可能死于乱枪。 从这个虚构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对抗双方对同一局势有截然不同的判断时,占据优势的一方如何认识局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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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客观真理”之外,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极其封闭的空间里,只有立场极其对立的双方。 如果最终无法通过证人证言或物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就只能求助于调查人员的最终定论,华人社会准备好接受一个对他们不利的结论了吗? 或者我们应该说正义一定对我们有利吗? 如果调查结果证实涉案法国警官违规、滥用枪支,华人社会固然满意,但如果调查认定涉案警官没有犯下严重过失,华人又该如何看待呢? 就像2014年震惊美国的密苏里州弗格森“迈克尔·布朗案”一样,枪杀布朗的白人警察受到黑人群体的批评,但最终被陪审团无罪释放。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法国,法国人和中国人是否也会走上更加激烈的对抗之路?

“后真相”时代与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现阶段,本案仍有诸多疑点有待澄清。 但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旅法华人的情绪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愤怒、喊叫、杀戮甚嚣尘上,还有人呼吁警察去19区。 警察继续示威。 有人传播街头骚乱、殴打警察、焚烧警车的视频,鼓吹“以暴制暴”。 一些人到一家中餐馆向警察扔啤酒瓶。 在此心态背景下,3月27日晚,约200至300名华人聚集在巴黎十九区警察局前抗议。 车辆被烧毁。 据当地媒体报道,冲突导致三名警察受伤,逮捕人数从最初的三人激增至三十五人。中国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示威者头部流血的画面,并对法国警方表示强烈谴责。 28日,示威规模扩大至500人,还发生暴力冲突,投掷杂物,警方以催泪瓦斯回应。

在这突如其来的混乱之中,有一个声音最值得警惕。 笔者在微信群中看到的这段言论,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中国人的心态——“我们真的需要真相吗?需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团结,让法国人不要低估中国人。” 如此推论,问题的关键不再是当事人的行为,而是他的身份。 不管刘芍药做什么,哪怕他真的袭击了警察,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作为华侨被法国警察杀害,法国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在美国备受争议的胜利将“后真相政治”带入公众视野。 根据这一理念,“事实胜于雄辩”已成为过去,情感和言语才是制胜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真相”并不是英美独有的更高层次(或更低层次)的东西。 它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 正因如此,中国人对“后真相”并非天生免疫。 一旦与固有的民族认同挂钩,很容易热血沸腾,成为燎原之火,从反日、反美、反法到反韩。 这一点在历史上已被反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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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人们讨论“真相和民族主义情绪”,重点是对信息的扭曲和操纵; 但现在看来,“后真相和民族主义情绪”已经成为迭代产品,信息的扭曲和操纵仍然存在,但重要性已经让位于身份本身。 无论是英国式的“夺回我们的控制权”,还是美国式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后真相政治”的核心策略都是对身份的直接诉求。 中国的海外移民的身份认同特别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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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崛起带来的海外华人“不配荣耀”,与法国独特的历史背景格格不入。 与美国相比,法国的一体化和同化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承认马赛克式的“公社主义”,并期望每个人都成为单一的、同质的法国公民。 在法国的华人互相拥抱取暖,却恰恰触及了这个痛点。 经过多年的奋斗,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无论内心对祖国的认同如何,他们的行动策略都是诉诸“共和”、“平等”、“博爱”和“公民”。 很少有人声称,“我来自阿尔及利亚前殖民地,所以‘需要特殊待遇’,但中国人却常常本能地诉诸自己独特的身份,认为自己勤劳,是模范少数民族,所以值得受到待遇”不同的做法(例如要求在城北奥贝维利埃中国工厂仓库区部署更多警察巡逻);更有什者,这一趋势中还有声音说中国购买了多少法国国债、多少亿它给法国带来了多少商业合同,从老佛爷百货公司买了多少东西。然而,法国警察不仅没有保护他们,还杀死了他们,可谓有恩必有报。无论诉诸内部还是外部因素,这种“共同体团结”的做法,或者变相的民族主义策略(当然不同代际之间存在差异),都将在法国面临额外的阻力。

伴随着这种“社区团结”的,还有社区之间的碎片化。 就像美国华人对墨西哥移民的歧视一样,法国华人对非裔美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歧视也不言而喻,是一个明显而普遍的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常常对非裔和阿尔巴尼亚移民抱有强烈的警惕和敌意。 而当法国警察与这两大族群的关系频频陷入困境时——最典型的就是2017年初黑人青年提奥被四名警察虐待的事件——华人社区基本上要么冷漠,要么嘲笑。 尽管弱势少数族裔不同程度地存在“社群派系”,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华人抗议者可能很难获得其他族群的理解和回应。

结论

枪击事件发生仅48小时,此案仍有太多疑团等待澄清和解决。 在这个节骨眼上,使馆出面表达关切,侨界领袖向法国警方施压,普通民众表达愤怒,甚至考虑在总统选举的背景下,期望以选票为杠杆,加快问题的解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说实话,对身份的诉求是一种方便的动员工具,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它都会一直存在。

然而,现在正在展现的危险迹象是,如果这种社交游戏演变成“无论真相如何,你必须先给我一个解释”,各方都很难摆脱,因为这个条件和要求是根本矛盾的。 这是矛盾的,尤其是当这种要求以华人社区罕见的暴力手段表达时。 参与者可能会觉得自己“提升了我们族群的威信”,但在舆论恶化方面可能会损失更多分。 而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社区团结”战略诉求,很容易让自己陷入这种路径依赖之中。

和大多数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一样,笔者对法国的行政效率低下和态度恶劣深有体会,比如长期拖延获得居留权和社保、警察局办理签证无理困难等。我也曾受到过来自法国的威胁。警察巡逻并因轻微错误被带回警察局。 拘留,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令人深恶痛绝的。 包括刘芍药被害,当然不排除警察滥用武力的可能性,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那种不问实情就轻易选边站队、频频借故的人。 “歧视中国人”。 并不是“得罪强者,无论多远都会受到惩罚”或“以暴制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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